“爸爸偷了羊，我要大义灭亲，举报！”吃瓜群众听了也会懵，今天彻底说清楚……

做中国人合法不合法不太重要，合理不合理很重要。「曾仕强每日箴言」

请问：如果你爸爸偷了别人的羊，你是举报呢？还是替爸爸保密？

有人心想，那是我可爱的爸爸，我怎么能举报他呢，太没良心啦！

也有人想，法不容情，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，不是说大义灭亲吗？说不准，他真把他爸爸给举报了。

现实中，无论社会，职场，还是家庭生活，情理和法规总是交织在一起，让人难以取舍。

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，影响着一个人的方方面面，不可不慎。

这个“爸爸偷羊，儿子到底该不该举报”的问题，正是源自《论语》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的典故。

那么，圣人孔子的答案是什么？又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

1

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

《论语·子路篇》中说：

叶公语孔子曰：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

孔子曰：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

“直躬者”指行直道的人。“攘羊”为顺手牵羊。“隐”指隐瞒过失。

叶公告诉孔子：

“我乡里有个正直的人，他父亲顺手牵走别人的羊，他作证告发。”

孔子说：

“我们乡里的正直人士跟你们不一样，父亲替儿子隐瞒过失，儿子替父亲隐瞒过失，这当中就包含了正直的道理。”

父亲顺手牵走人家的羊，儿子挺身而出，向警察报案，并亲身作证，当然是遵守法律的表现，也是法律允许的行为。

但是，这样做并不合乎人性，有违父子的亲情。

孔子认为父子（当然包括母女在内）是骨肉至亲，即使知道对方犯了法，也不会径行检举告发，这才是正直的人应有的表现。

有人犯法，当然要加以检举。然而，由自己的骨肉至亲出面，毕竟不妥当。

仇者快亲者痛，骨肉至亲，应该是痛大于仇，不忍心让至亲被送法办，怎么会出面检举呢？

古代不是讲大义灭亲吗？不错，如果是叛国、通敌的大事，当然要大义灭亲，出面检举而毫不留情。

这种顺手牵羊，虽然不能视同小事，但别人一定会出面检举，何苦由自己的骨肉至亲出面呢？

孔子这种说法，曾经成为批评者的众矢之的。被认为重亲信而轻国法，简直是鼓励大家为了私情而违反法律。

实际上，孔子只是不赞成叶公所说的方式，并没有主张父为子隐、子为父隐，才算是直躬。

能够不必隐瞒什么事情，当然最好。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是要考虑亲情，做出合乎人情义理的措施，而不是不近人情地直接举发。

孔子这一番话，并不是鼓励大家父为子隐、子为父隐。

他只是表示，不赞成叶公所说的道德标准，因为那不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。

可以试想下，若儿子原本就对父亲不孝，抓住机会便举发父亲的罪行。这种无情的儿子，根本就不仁，不值得鼓励。

儿子本来对父亲有情，只是为了别有用意而举发父亲。牺牲父亲来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根本就是不择手段，也是不仁不义的行为。

情与法相辅相成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。

在家庭内部情更重于法，家庭里情要放在理的前面。

现代很多人采取西方的标准，来抨击孔子“其父攘羊”的说法，我们应该提高警觉，特别加以注意。

2

合法还要合理

中国历史上的法家都死得很惨，没有一个法家是完整的善终。

为什么？因为法家不是我们的主流。

法家是什么样子？言出必行，不打折扣；以身作则，铁面无私。这就是法家的现象。

但最后都是作法自毙，比如商鞅到最后就是被自己定的法害死了。历史的教训是要看一看的。

中国很重视法，但是法深入下去还要有理。

就像我们讲“合法”时，一定讲“合理合法”，很少仅仅讲“合法”。

很多学法律的人要彻底去想：一个人如果只怕违法，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；一个人只要合法，什么事情都敢做，这个人就没有道德。

不违反是底线，讲道理才是标准，所以我们的行为要合理合法。

中国人为什么讲道德？

就是因为在行为约束方面，法律差得很远，要用道德来弥补法律的不足。

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，都是片面理解：只要不违法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。

我们说，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，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没有那么低。

3

无可无不可，一切以合理为准

古语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就是因为情与法互相交织，家庭成员间感情恩怨，不是外人所能感受的，断定时轻重缓急是很难把握的。

所以，解决任何问题，更重要的核心就出来了，就是合理。也就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无可无不可”。

有人认为《论语》的核心是恢复周礼复古，求不变，而孔子实际是“无可无不可”。

同样，很多人认为这是“乡愿”，和事佬，甚至圆滑世故，左右逢源，谁都不得罪。圣人会这么肤浅吗？

孔子说的“无可无不可”，并不是见风转舵，脚踏两只船。随时见利忘义，投机取巧，绝对不是孔子所愿意见到的行为。

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

一切事物，不一定有固定的“可”或“不可”，最好用合理来加以衡量，才能判定此时此地的“可”或“不可”。

换句说，应该可的时候，一定要可。不应该可的时候，一定要不可。

这个判断标准就是遵守自然规律，一切以合理为准，随机应变。

我们要多多体会“无可无不可”的道理，万事万物原本就没有固定的可与固定的不可，必须在合理的标准之下，来决定可或不可。

中国人历来主张“唯变所适”，要我们随时应变。

变的是形式、状态、方法，即现象，不变的是道，即本体。

如此，岂能说孔子守旧不变？

孔子告诉我们坚守道德是不变的修养法则，要求我们绝对不可以投机取巧。

但是其他的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根据形势，既要合情，更要合理，才是中国人的主张。

总之，中国人合法不合法不太重要，合理不合理很重要。

只有合理才能善终，合法很难善终。

法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。

如果一个人只标榜自己遵纪守法，放任其它于不顾，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个伪君子。

所以，做人做事，不仅要合法，还要合理。

因人因事因时因地，做出不同的因应，无可无不可，才是最高明的决策。

本文策划：贾欧

本文内容：曾教授著述汇编